开景德镇发票【手机/微信:18312589894 QQ:484811449 陈经理】只要现行香港的基本制度不改变，在未来的50年内，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替代香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融入现代社会的经济文明，无法生发出现代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信用体系及法律和司法制度，也无法建立起现代金融市场有效的价格机制等。也就是说，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安排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发达经济体国家还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现代经济及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基础制度在中国无法确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要想取代香港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深圳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深圳没有借助于香港的基本制度优势，也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如果从现在开始香港的基本制度改变，如果香港的基本制度也与国内一样，香港经济及金融市场开始脱离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香港的经济及金融市场衰退必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这个靠着香港发展起来的城市，深圳的经济及金融市场走下坡路可能会比香港更快。深圳是如此，国内其他城市更是会比深圳的情况更为严重。
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同一个时期也在进入改革的俄罗斯及东欧不少国家之所以会失败，最为根本的问题并不是那十几年前一直在讨论的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方式问题，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香港为助力，而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改革则没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中国经济能够逐渐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因为，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尽管邓小平冲破了计划经济观念上的束缚，但百废待举。中国的改革开放何入手？资金从何而来？现代企业如何办？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如何获得？等等。这些问题，对国人来说是一无所知。而是香港的资金、香港的企业、香港的商人最先进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给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股热潮。中国的第一家商业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就是香港人兴建，中国的第一高速公路也是香港商人胡应湘建设的。可以说，当时香港的商人珠三角地区的这些城市创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第一。现代经济文明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融入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热潮中。因为，这不仅在于香港与这些地区有紧邻的地缘关系，而且在香港的绝大多数人都与这些地区有较为深厚的血缘关系。所以，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香港的制造业很快就迁移到珠三角的这些城市。
香港不仅给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带来企业、资金、人力资源、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也让市场化的法则及观念开始融入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不仅引发了台湾、澳门、海外华人及外国企业也带着各种资源开始涌入中国，也激发了珠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激发了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其生产之商品开始面对中国这个无限大的市场。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市场经济潮的生产中心完全转移到珠三角。大量的商品、大量的企业及市场化的观念由于珠三角开始逐渐地向国内各地区梯级式的蔓延（即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及市场化观念渗透程度完全与珠三角的距离远近有关），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1992年邓小平之所以会在深圳重新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与当前中国市场发展格局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如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没有香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否能够走上成功之路是相当不确定的。香港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所在。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动力，不仅在于当时香港有雄厚的经济实力（1997年我去香港时，当时香港700万的居民存款与国内13亿居民存款旗鼓相当），而且100多年来香港已经形成了一套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市场经济安排。比如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及现代信用体系、政府体制及新闻制度等。就这些方面而言，即使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与香港相比目前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短时间内，中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首先就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而言，中国的商品市场基本上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的价格机制基本上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也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参与和干预，比如汽车市场、家电市场、一般居民的生活消费品市场等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则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权力对市场的渗透过多，其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是由政府的政治权力来决定，从而使得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基本上扭曲。比如劳动力市场，比较好的职位基本上为当政的权力者的子女所占有，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可问津的。
而最为严重的是金融市场及土地市场。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表面上看也是如发达经济体一样在运行，但实际上其价格机制完全不是一样。比如中国央行的基准利率，与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利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利率基本上都是资本市场的短期拆借利率或回购利率，是一种资金市场的短期的间接利率，要通过利率传导机制才能对企业和居民的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而早些时候，中国央行的基准利率是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直接定价及贷款额度管理。在这种利率机制下，中国央行既可采用严重实质负利率的方式侵蚀中小存款客户的利益（比如目前国内实质利率就在负1%以上），也可人为形成较高的存贷款利差（前十几前其利差水平基本上保持在3%以上水平，而国际上这种水平只在1%左右，）向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注入大量的实质性资源。即使是现在要实现基准利率并轨，采取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准利率，但是由18家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商业银行来出价，它们同样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而为大众服务。尽管这种利率价格机制在国际上有先例，但国际上报价银行是公众性商业银行而不是国有银行为主导。这就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可以躺着赚钱，其赢利远好于其他行业的根本所在。但是，这种价格机制不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想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金融市场这种价格机制改变，国内的许多国有金融机构就会应声倒下。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中国金融市场价格机制要如香港金融市场一样成熟，估计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还有，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任何市场交易都得通过信用关系来连接。同时，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现代金融就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但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现代金融市场所需要的非人格的信用还没有成熟，中国金融市场与香港金融市场所交易的信用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香港金融市场，所交易的信用关系是市场逐渐演进生成的结果，并有一套严格的法律与司法制度来保证，所以香港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保证持续健康发展。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关系，不仅没有建立起非人格化的信用关系，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来保证，而且政府对这种信用关系进行完全的隐性担保。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当事人一定会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把其行为的成本转移给社会，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及市场过度炒作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发展的根源所在。而这样的一种信用关系，中国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向健康发展之路还比较遥远。
再就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与香港相比也存在天壤之别。香港的法律制度与司法制度更多的是约束政府的权力，保护弱势者的利益，以此来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目的是如何来管制广大民众及保证政治权力的极大化。在中国，为何广大民众的许多生活权利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及侵害，比如就业、受教育、卫生医疗等。又比如，为何国有企业的主事者、政府机关的首长、国有大学的领导等都会有绝对化的权力，都是与这种制度安排有关。因为，目前国内的许多法律制度设定都是出自于这些主事者、首长、领导之手，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先设定对自己最有利的相关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公平公正无从谈起。而这种情况肯定会严重阻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与成熟。
还有，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获得、储存、收集与分析，公开与透明，成了数字经济及金融科技得以创新与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就中国目前而言，已经成了全球的一个“信息孤岛”，这与香港之比也有天壤之别。如果这些方面不改进，中国与世界差距也只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缩小。
总之，就简单的GDP总量来说，国内许多城市要超过香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就市场制度安排而言，就现代文明社会的历程而言，就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制度而言，如果当前香港的制度不改变，目前国内任何一个城市在未来几十年内要想超越香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仅在于香港这一套成熟的市场制度经历一百多年演进而来，并为国际市场所认可，而且还在于它完全融化在香港人的血液及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中。即使从现代开始中国政府也有意识来培养这样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并轨的制度安排，也得需要长期的努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香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如果保证香港的市场化制度不中国化。这是当前香港金融市场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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